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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以上的药品都有降价空间，价格砍掉50%，一点问题都没有。”全国人大代表、广西花红药业董事长韦飞燕一语惊人。韦飞燕坦言，药企不是不想降，而是不敢降。这里有一系列的中间环节，以回扣促销量，搞得药企都很累。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辅仁药业集团董事长朱文臣说，药品出厂价包含约15%至20%的提成，是业内潜规则。药价虚高，是在药品流通环节中层层提高的。
两位人大代表说到的现象在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复旦大学公共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磊看来，确实存在，他还详细分析了目前药价虚高的三方面原因。
石磊：目前药价虚高的因素可以分成几大类。一类是由于药的分销渠道和整个销售体系的问题，中间加进了很多流通环节，加进了因素，这是近几年讨论比较多的，属于医药管理体系市场流通体系和药品市场和医院之间的关系，三个因素共同导致的。这一类是体制性的，体制如果进行有效的改革，降价的幅度应该是*大的。第二个原因，是信息不透明导致医院跟医患之间共同面对药品的时候，往往是医方信息占优者，患方信息不占优，有可能在患者非用药不可的时候，医院的就靠这个药价，获得了由于公共部门没有对**医院进行充分有效的投资，而带来以药养医这样的情形，以药养医的情形。以药养医原因很多，简单抱怨医院是没有意义的，实际上也是体制因素导致的，通过机制有效的改革，降价幅度也应该是比较大的。第三类是由于本身的生产医药企业，跟用药的医院机构之间也没有一个很好的对价体制，可能导致进价本身就比较高，而且也没有一个**部门对生产药品的部门进行有效的价格核算，价格部门往往对药品的价格其实也不掌握它的全部信息。比如流通环节有多少，合理不合理，生产成本合理不合理，是不是它的原料是不是通过市场定价体系来实现的。一定意义上说，也是生产销售体制上的问题，第三个方面，可以通过改革加以解决的。
另外，今年的**工作报告还提到，“取消绝大部分药品**定价”。那么，药品价格应该由谁来定价呢?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辅仁药业集团董事长朱文臣说，“药品价格应该由市场来决定。降价必须是建立在企业自愿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用行政手段强行降价走不通。”
韦飞燕认为，既然放开**定价，药品降价可以通过市场的“量价”谈判机制实现。她建议，列入国家财政支付的医保药品、耗材，由国家层面指定机构与生产厂家做“量价”谈判，实行全国统购。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钦州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张福维建议，改革药品定价体系，由审计和药品监督等多部门参与，实施异地审计。合理地核算成本，防止地方保护主义;二是逐渐减少或者取消中间环节，增加国家基本用药的基本数量。
对此，石磊指出由于药品和其他商品的属性不同，**放开定价也是不可能的。
石磊：药品本身它跟一般商品不一样，简单放开市场没有任何的管制，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西方很多发达国家，医和药关系处理比较好的，它的药价也不是**放开的。它有一些是供给比较容易，弹性比较大的，这个可以随行市没有问题，而且期待性也比较强，就是不用这种药就可以用其他药，这种药可以充分的放开市场。还有一类是非用它不可，一旦没有这类合理的规制，交给市场去处理，极有可能是因为技术垄断，市场信息垄断而导致价格垄断，*后导致过度市场化，使得患者之间的成本过高的问题。还有另外问题要区分的是，关于医和药之间的问题。近几年来，有人说医和药完**全的分开，其实这个话说的太**了，医和药要有限分开，防止医和药之间价格导致利益传递，这个问题要解决。至于医和药之间，医院要掌握这个药品的生产信息，医院要和药品生产企业之间要有一定的关系，至于这个关系怎么界定，是下一步深化体制改革要解决的。
关于这个话题，下面请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一起来评论。
经济之声：药品价格在医改中是*敏感、*复杂的问题。理顺医药价格的问题几年来的**工作报告都会提到。您怎么分析目前药价虚高背后的原因?
李玲：其实药价虚高本身这个概念有一定的问题，它有虚高也有虚惊，还有除了药品除了药价还有药费，就是你要用多少药。现在既存在一些的药品不正常的高，就是中间这个虚的地方很多，其实还有很多老百姓都认识到，现在用药量越来越大，总体药的费用在上升，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老百姓更关注的问题。
经济之声：一个是价格的高，一个是我们使用的上量也大，所以造成我们看病难、看病贵这样的问题，一直在存在。但是这个量的问题，似乎是应该是由医生来给我们的做建议，但是这个价格的问题，大家好像实实在在关注，比如在医改当中关于这个药品如何来定价，这是解决药价虚高的关键，这是大家公认一个共识，几位人大代表也提出了一些建议，有人表示，药价应该由市场来定。但是我们刚刚采访的评论员石磊指出，药品由于它的特殊性**由市场定价也不可能，医药之间*好也是实现有限分开。药品定价比较合理的方式应该是什么?
李玲：药品定价应该是说世界上各个国家公平的方法，其实以国家的力量来谈判这个价格。像英国就是由国家来和各药厂来谈判，药和价是挂钩的，基本上英国谈的价格，就是整个欧洲的基本价。所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像墨西哥、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其实它们都是由国家来谈价的。这相当于用一个大的市场来和这个药商或者和生产企业，实际上是共赢的。因为对于药品的生产*大的成本是研发，只要给它量扩大它的市场规模，什么价都是可能的。而我们国家现在*大的问题其实在国家层面没有人做这样的事。我们把13亿人一个大市场分成了无数个碎片化的小市场，其实都没得利。中国的药企是在世界上是个奇葩，因为全世界的药企都是垄断，而且都是利润率*高的行业平均利润一般要达到20%。而中国的药企是小菜场，我们有6000、7000家，但是6000、7000家的一年的销售额比不上两家的国际的跨国企业，而且它们是微利。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宛西制药董事长孙耀志说，我国医保产品已经实施电子监管码，企业生产的每一盒(瓶)药品，都会上传至国家食药监总局网站数据库。各制药企业每年销售的医保药品，医院购进的药品数据都有据可查。
“医生的利益空间没有了，谁来给你开药?对于制药企业来说，销售量自然也就降下来了。”韦飞燕坦言，降下去的价格实际上就是回扣。取消了回扣，药品销售的积极性至少下降80%。“药品招标实在令人难以理解，用药者和付款者不谈价不定价，谈价定价者不用药也不付款。谁对药品的疗效负责?实际没有。”韦飞燕说，不断变花样的药品招标，还是万变不离其宗。制药企业担心，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没有回扣就没有销量，这就是药企打价格保卫战的真实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