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ide：三个屌丝的创业逆袭

今年5月19日，谷歌就已经以1.2亿美元资金收购了一间初创公司，当即成为了2014年中纽约地区*大的收购案之一。这间神秘公司里的70名员工，有1/3变成了****。同时该公司的创始人们则开始加入并参与Android企业部门。Divide，就是这间公司的名称，但实际上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而对公司的CEO， 36岁的Andrew Toy也毫不了解。

Divide本身是一款移动生产力应用，能够帮助员工在工作中携带一款设备而非两款。一旦在手机上下载应用，应用随即将手机划分为两种模式：在工作模式下，手机受到企业IT部门的监控;而在私人模式下，IT部门无权干预个人的常规娱乐活动。

这场1.2亿美元的收购案是如何从大众媒体的视野中溜过去的呢?

谷歌的特点就是它的神秘性，尤其是在收购期间严格执行保密协议。同时，谷歌也不需要公开几亿美元之下的收购案价格，因为对于资产达550亿美元的公司来说，这无足挂齿。在很大程度上，媒体会忽略初创公司，而这种情况，对那些类似Uber的大众应用程序来说是有利的。所以像Divide这样如此成功的收购案有时却不引人注目。例如，谷歌在2012年以1亿多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纽约初创公司TXVia，但是其收购价格从未被报道。

谷歌**让Toy就Divide公司的情况及其收购案向媒体爆料。取而代之，我们只能从Divide的内部人员和Toy的亲朋好友那里了解相关情况。本文将由他们拼凑起一个完整的故事，他们将告诉我们，Divid的创始人们是如何创办一家大型企业，如何推动Divide变成本年度纽约*大，*隐秘的收购案之一。

一位杰出的CEO

Andrew Toy 出生在香港，不过单从他的口音上难以辨认他是哪里人。英式发音中夹杂了一点澳大利亚的鼻音。Toy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就从澳大利亚迁居到了中国，成为了一名建筑师，并且Toy加入了当地的一个英国侨民社区。虽然Toy和他弟弟外貌上和他们的父亲一样，像中国人，但是还是给人以怪异的感觉，因此他们成为了香港学校里的少数群体。“我们一直知道我们是不同的，这种观念一直存在于我们的生活里，”Toy的弟弟，Chris在采访中这样说到。

在Toy 7岁时，他的父亲给了他一本C++编程书。Toy开始自学编程，不久他就**出了能和弟弟一起玩的视频游戏。“我们没有*新的游戏，所以Andrew为我们兄弟俩**出了游戏，”Chris回忆说，“我们学会了自发地解决问题。”

Toy的同班同学中，大部分都想在高中毕业之后回到英国。Toy的父母希望他能学金融或者成为一**生。不过，Toy 坚持了他对技术的热爱，在去往斯坦福大学后拿到了计算机科学的学位。Chris随后跟着Toy去了美国。

Toy于2000年从斯坦福大学毕业，然后加入了一家位于硅谷的移动工作流初创企业Jarna。他虽年轻，却使经理对他印象颇深。“我在生活中也曾见到过许多聪明的小伙儿，Andrew是这些人里面**杰出的，”经理在LinkedIn上这样描述Toy。“他知道如何明确而简洁地传递他的想法，甚至涉及非常技术性的方面的时候也是这样。”

几年后Toy前往纽约，加入了摩根士丹利的移动研发团队。那时移动领域的革命正处于上升阶段，不过Toy认为它将成为下一个主要平台。在摩根士丹利就职时期，他和未来的Divide联合创始人Alexander Trewby、David Zhu一起在远程计算部门工作。

在结束了摩根士丹利的工作后，Toy前往Viacom公司，成为了公司移动技术方面的副总裁，学习到了更多关于商业发展和销售的内容。工作方面，他直接向公司的CTO汇报。

当比Toy小三岁的弟弟，Chris，从西北大学毕业后，他们在曼哈顿成为了室友。接下来的八年中，他们都住在一起，并且经常在早上通勤时交换商业想法。“曾经至少出现过1000个点子，”Chris回忆说。有一些点子很荒唐，但当Toy偶然提出Divide的设想时，事情开始变得正式起来。

在2000年年末，黑莓是许多企业及其员工的选择。和iOS和Android不同，黑莓手机安全性能佳，IT部门能控制应用。但是黑莓的应用不像Android一样开源，开发者也不能应企业需要来操控手机的设置。在iPhone和Andriod设备迅速受到用户的青睐形势下，员工开始将两类设备带入办公地点：工作中使用黑莓，个人情况下使用智能手机。随着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的概念成潮流所需，Toy和他之前在摩根士坦利的同事预想到，他们可以开发一个应用产品作为替代，来解决需要两部手机的问题。

来自谷歌的“令人沮丧的电话”

Toy, Trewby, 和 Zhu在离职后，在2010年1月创建了Divide公司的前身，Enterproid，该公司的名称由“enterprise”(企业)和“Android”结合而成。创始人筹集到50万美元的资金，而这笔钱主要来源于之前他们在摩根士丹利的老板和总经理。

那时，他们三个人住在三个不同的大陆。Trewby已经和家人一起搬去了英国，Zhu搬到了香港，而Toy仍然留在纽约。但他们已经习惯了在摩根士丹利工作期间所培养出的远程合作能力。另外，他们三个分散于世界各地也使得公司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天候运转。每个人都能很好地应对时差。“David 和我都有孩子，这有助于我们熬通宵，”Trewby说。而Toy 则负责美国和香港时间段的工作。

Chris说到，“每个企业家都要努力工作，我无数次地看到Andrew的努力，但是Enterproid内部的工作状态却决然不同。”Chris现在都想不起他哥哥睡觉时是什么样子了。

Alexander Trewby Enterproid在伦敦的办公室有双人床，员工可以去上层休息或者打电话。Trewby的双人床目前正在谷歌伦敦的办公室中。Enterproid在全球的办公室中都有文化培养的怪癖。例如在伦敦，双人床的布置和Trewby在曼哈顿的老公寓中的布置相仿。桌子占用了下铺的空间，而上铺通常成为隐私空间，目的是让员工在拥挤的办公环境中有一点地方打电话。(Trewby的双人床现在被安放在谷歌伦敦的办公室里)Trewby的团队在四点享有下午茶时光。在纽约，Toy提供了另一种食物奖励：棉花糖机。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Enterproid**出了一种直接与iOS和Android相竞争的，企业友好型的操作系统。目的是为了取得类似HTC和LG制造商的同意，在他们的设备上植入系统，并且将这些预装过Enterproid系统的手机出售。但团队很快发现要和这些硬件制造商取得合作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财力，所以他们再次进行筹资。

Android的发起人和Google Ventures的伙伴 PlusRich Miner帮助了Divide团队并且对他们进行投资。Toy朋友们笑称道，从约见到筹资的过程中，Toy都采用了极为谨慎的数学方法。

其中的一个朋友说到，“他准确预估了风险投资公司的数量，并且使用了大量电子表格来记录如何解决每种状况。”他估计Toy大概联系了40所不同的风险投资公司。许多公司对移动领域的企业丝毫不了解，并且以此为缘由**了Toy的请求;有些公司则声称，他们在作出决定前需要和企业的专家，即Android的创始人Rich Miner进行沟通。Miner同时也是Google Ventures的成员之一。

第一个向Enterproid 伸出援手的是NYC Seed的Owen Davis。Davis 将Toy的团队介绍给了Genecast Ventures，该风投公司曾在2010年秋季向Enterproid领投了130万美元的种子期融资。BOLDStart Ventures 和 High Peaks Venture Partners 也参与其中。

Toy和他团队的成员，搬去了曼哈顿第六大道第32号街的一间小办公室。

尽管Miner 和Google Ventures错过了Enterproid的种子轮融资，但Miner仍旧要求和 Toy、Trewby及Zhu通话。创始者们对此欣喜若狂。Trewby在采访总指出：“我们过于乐观地认为‘太棒了，我们就要被收购了，这真是太轻而易举了’。”Toy和Trewby飞往了香港，在那边已经设立的办公室中，他们一起与Miner进行了通话。这部电话至今仍被完好地包裹在密封袋中。

但是电话的内容却令人失望。

“Rich告诉我们‘情况十分糟糕，筹资将会失败’”Trewby回忆到，“想要进军硬件公司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这将耗光我们的资金去搏一搏，同时谷歌也将压垮我们。”

Miner建议团队放弃与硬件公司的合作，转而开发一种应用。此应用可以下载到各种设备上，让用户能在几分钟内安装并运行它，产品体验要持续与Andriod和iOS设备保持一致。“那时我们万念俱灰，”Trewby这样描述。但是他们听取了Miner的建议，而现在在Trewby看来，这个残酷的建议确实是个“恩典”。公司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开发出一种应用。

“梅开二度”，从头再来

有了新的应用之后，Divide开始与企业和移动运营商达成协议。AT&T、Verizon和Vodafone都开始同意向企业用户出售Enterproid的产品，让其作为企业应用来使用。

戴尔也与Divide相合作。Chris Toy记得当他偶然一次结束工作从Enterproid的办公室里工作出来时，队员们都在相互击掌以庆贺协议的达成。但对初创公司来说，与大公司签订协议压力很大，因为那代表着马上将有数千名员工下载同一款应用。

一个朋友曾问过Toy，他要如何处理准入问题，以及随之而来无法避免的大量错误报告。

“那么就先叫它‘测试版’好了。”Toy回应道。

到2011年末，Enterproid收获了更多的肯定，因为在那时，Toy的公司赢得了高通第二届投资创业大赛。此后不久，高通就参与了Enterproid的A轮融资，总值约达1100万美元。这一次，Miner也选择了对Enterproid进行投资。有了高通公司这样的战略合作人，而非传统风投公司的支持后，对吸纳客户来说也是有帮助的。Trewby回忆到，“Miner那时说‘年轻人，你们给我听好了，思科和戴尔也许不知道Sequoia Capital是什么，但他们必然听过高通和谷歌。’”

在2012年，Enterproid推出了一款iOS应用，在此基础之上持续的突飞猛进。许多资金充裕的竞争者，例如VMWare，都开始接受了BYOD概念。在2013年，Enterproid获得了高通和谷歌更多的支持，又一次筹集了1200万美元。Enterproid也将其公司名称改为“Divide”。因为朋友们曾抱怨，“Enterproid”这个词难读，而且会使人联想起“痔疮”(hemorrhoid)一词。

到2014年，Divide的年生产收益已经达到了1000万到2000万美元。不过公司员工只有70人。

Divide赢得的合作伙伴，不论是谷歌或是高通，都开始想要将这家创业公司收入囊中。

“我们选择的都是软件公司，例如戴尔、思科、IBM、惠普和Juniper，”Trewby解释道，“这些都是我们想要出售产品的公司，同时我们也想在其中整合技术。所以每当和他们见面时，我们不知道该站在何种立场。你无法知道你是不是在和他们打太极，因为你希望他们能收购你的公司或是转售你的产品。”*终，Divide就收购问题和谷歌展开了重要会谈。Miner没有参与讨论;Google Ventures旗下的另一个初创公司Nest刚以10亿美元的价格被收购，而他正是这场收购的推动者之一。

接着，在谷歌Android内部员工的帮助下，两家公司的谈判进展十分之快。Divide对即将被收购之前有两点要求：一是所有的员工仍留其位，二是Divide的产品需要继续出售。谷歌在两个要求上都作出了让步，几周之后，协议签订了。

一场“吃烤面条”的庆功会

Trewby记得收购的当天他向员工宣布消息时有多紧张。他本人，Toy和Zhu打算在三间办公室里同时向70名员工宣布这个消息。

三位创始人分别将他们的组员从各自的城市带往谷歌总部。当谷歌已是Divide伙伴之一时，似乎已经没什么好奇怪的了。在谷歌总部，每个人都能看见团队里的其余人欢呼雀跃。

“那是个紧张的时刻，”Trewby说道，“我们无法想象是否将被员工围在角落里暴打，或者被他们丢豆袋。我们设想他们会认为‘什么?!你们卖的太早了!’或者‘哦不!不能是谷歌!我们希望别人来收购我们。’”

事实却相反，三间办公室的员工在那时全部都起立鼓掌。没有员工开香槟庆祝收购，也没有创始人喝香槟，不过Trewby说这是一个*好的选择。“真正能开启香槟的是我们同每一名员工的交谈，让他们知道自己在谷歌的未来，他们即将在那里担任的角色，以及不同的雇佣细则，“Trewby说道，”这比简简单单开一瓶香槟要更使人愉快。”

Divide的一些合作伙伴预计公司内部将有20到30个员工变成****，也正是创始人们和谷歌的艰难谈判才使得其变为现实。在伦敦，将初创公司卖给谷歌的情形十分罕见。过了一周后，Trewby觐见了女王。在纽约，Toy的庆祝方式十分低调。他的母亲在香港，Chris在晚餐时带去了一瓶便宜的香槟，强迫他的老哥喝下一大口。现在已是****的Toy仍沿用了它过往庆祝大事件的办法：奖励了自己一顿Stouffer的微波千层面。

Andrew Toy现在住在山景城，担任谷歌的项目管理总监，现在正在管理一个秘密的Android企业项目。Alexander Trewby 仍然住在伦敦，香港方面的员工需要重新安置。他现在是谷歌的开发经理。David Zhu是谷歌在香港的工程经理。

一位投资者声称“Divide公司虽历经挣扎，但却从未走上绝路。”

正如一位朋友所说的那样，“Toy为成功已经付出了太多的努力。”

因为Toy的自信，在外界看来运营和出售Divide似乎很容易。朋友们称这位CEO是一枚导弹，更是一艘驱逐舰，在创业的汹涌波涛中开劈了一条航道，而这些，已经比多数的创业者们好太多了。

“当你运营一家初创企业时，你的小船就已经开始在海中沉浮，”Toy的一位朋友，同样也是一位CEO这样解释道。“不过你不能以此描述Toy，因为他正开船驶离这里。”

Toy也相信，努力工作的聪明人将获得回报。“Toy全然相信自己，”Chris说，“他也全然相信我以及他的朋友们。Toy认为，如果你看准了某样东西，那么就去行动，直到拿下它。如果你努力工作，全面规划，透彻分析再加上你的聪明劲儿，总有一天，好运会降临到你身上。